当一个人被杀害或伤害致残的时候，将人的生命、身体认定为财产的立法、司法与无视人的生命、身体财产属性的立法、司法，处理结果绝对是不一样的。

姚莉：《反思与重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审判组织改革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3~34页。例如，汉江中级人民法院的设立在湖北省和天门、潜江、仙桃3个省直管市之间，它对应的本级就是省级。

将产生定位于司法人员的正确性，可从该款后半句之对它负责，受它监督中得到肯认。其二，儋州市设儋州市人民法院，其上级法院为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前者是不设区的市人民法院，后者是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2]参见许安标、刘松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318~319页。与之相较，不含情态动词的宪法语句往往指称某种应然状态，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之选举主席团便是这种状态的表达。[47]海南省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下辖儋州市人民法院、洋浦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临高县人民法院、乐东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东方市人民法院、昌江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和白沙黎族自治县人民法院7个基层人民法院，无对应地级市或地区建制。

当辖县地级市可被解释为较大的市时，自不生无宪法依据之疑问，在该行政区划设置中级人民法院亦无违宪之虞。在未来，应当围绕地方人民法院设置中的合宪性问题，对法院组织法进行针对性调整，以实现我国法院组织体系的法治化。这一主张产生了广泛影响，其主旨包括：(1)根据一般法与特别法关系的一般原理，如满足效力对象的特定性与规范内容的特殊性，则构成特别法，而基本法满足这一要求。

参见刘茂林：《香港基本法是宪法性法律》，《法学家》2007年第3期。[33]简而言之，宪法是有效的法，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能否认这一点。[21]就情形B而言，鉴于基本法合宪性的决定已经确认，相关问题的处理仍以基本法为依据，由此不难解决冲突。但是，如果将问题转化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日常情境中的法律适用，那么就不能满足于此，否则就可能对法秩序的和谐与安定造成冲击，损及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

(2)《香港基本法》明示其根据《宪法》第31条制定，一部基于宪法制定的法律，在位阶上当然低于宪法。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内地法律的权力与解释香港基本法的权力就是两项彼此独立的授权的结果。

典型的法律位阶理论不能用于处理现行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相对于宪法特别法说，一国原则说的困境在于，其必须固守1982年宪法=中国宪法的立场。叶海波教授曾对宪法特别法说表达过质疑，他认为全国人大决定设立特别行政区及其制度的具体行为源于《宪法》第62条第13项的授权，而不能仅从《宪法》第31条推导出来。在较早主张该说的李琦教授看来，基本法之制定乃是制宪权被委托行使的结果。

把基本法视作宪法规范，则直接消弭了宪法是否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这个问题，但其理论前提是根本性地改变通行的宪法观。以香港回归以来最引人关注的人大释法为例：《香港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当后者行使这一职权时，应依照何种程序、采用何种方法、作成何种形式的法律文本，基本法条文未作表示。See Yash Ghai, Litigating the Basic Law: Jurisdic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rocedure, in Johannes MM Chan/H L Fu/Yash Ghai ed.，HongKongs Constitutional Debate: Conflict over Interpretation,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0，p.44. 黄明涛，法学博士，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31]参见胡锦光：《论一国两制之一国的宪法体现》，《一国两制研究》2013年第1期。

从立宪原意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创建是为了实施一国两制方针，这是一项写入现行宪法的根本政策：[1]即通过一种几乎不改变香港地区原有制度的方式，将其与奉行社会主义制度、采行迥然不同的法律体系的内地，在单一主权之下实现和平有序地整合，由此建构一个具有复杂国家结构形式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的自足性理论有利于基本法的全面实施，符合全国人大的合宪性判断，也能更合理地解释现行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是对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问题的妥当回应。

尽管特别行政区治理、中央和地方关系不断变迁，但有关特定宪法条款能否以及如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的讨论，仍然必须建立在尊重《决定》的前提之上。从根本上讲，宪法特别法说的要义在于将基本法提升至与宪法同等的位阶。

[20]例如，有学者曾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香港基本法解释权时，相关程序、方法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相关规定为依据[13]仔细分析《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行文可发现，除第31条之外，其并未明示宪法其他条文是否及如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亦即，《宪法》第31条未能提供一种完整的授权方案，以至于不能证明其自身特殊规范的地位。从纯粹的法律角度讲，除一国两制条款外，现行宪法是否以及如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尚无定论。[5]李国能法官在判决书中特别指出：很明显，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作出(基本法)解释。《香港基本法》第18条对现行宪法之法律渊源地位的排除，显然没有否定《宪法》第31条作为特别行政区宪制基础的意思。

因此，所谓符合宪法，就是指《香港基本法》是有效的、应予适用的法。[18]2.本文主旨综上所述，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是，除第31条之外，《宪法》的其他条文能否在香港适用以及如何适用。

因此，在法律形式与技术上，仍不存在宪法规范的直接适用，基本法的自足性再次得以体现。[25]参见朱世海：《宪法与基本法关系新论：主体法与附属法》，《浙江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因此，要论证中国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适用，就不得不在宪法文本中尽力标识出一块专属于反映主权统一、设计国家结构形式，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之间保持价值中立的规范结构。从立宪原意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创建是为了实施一国两制方针，这是一项写入现行宪法的根本政策：[1]即通过一种几乎不改变香港地区原有制度的方式，将其与奉行社会主义制度、采行迥然不同的法律体系的内地，在单一主权之下实现和平有序地整合，由此建构一个具有复杂国家结构形式的、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国歌法》被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后，特别行政区将以本地立法的方式来落实《国歌法》的相关要求。作为反证，《香港基本法》也有很多条文对国家机关的权力进行规定。这表明，基本法的制定者有意打造一个和谐融贯的法秩序，而不止是简单地列举资本主义政策。[17]《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的表述是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在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高法律效力，没有提及适用问题。

刘志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北方法学》2014年第6期。 注释:[1]例如，有学者认为，特别行政区制度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之一。

第五，香港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对基本法条文日常化地解释和适用不得导致无法维持基本法自足性的结果。将之套用于《宪法》与《香港基本法》之间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冲突的主要是情形B和情形C。

或者说，自此以后(自决定生效之日起或自基本法生效之日起)，便不存在基于《宪法》而质疑或审查《香港基本法》之有效性的问题。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条文享有终局性的解释权，它也应当遵循这一实质性的准则，这主要有赖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的审慎、智慧与决断。

第二，《香港基本法》的目的在于建构、维护和发展一套适合香港自身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这一法律秩序亦包含对(地理意义上的)特别行政区以外的有关国家机构的授权，因为非此不足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其实，我们甚至不需要论证宪法是有效的法，因为这是一切讨论的起点，从法实证主义的立场来讲，这是不证自明的。（二）宪法特别法说持该说的学者认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应当被界定为宪法的特别法。第一个子命题在理论上本无争议，实践上也无现实挑战。

否则，就不能确保社会主义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不在实践中混同或发生冲突。这类论述的共同主旨是，要求加强宪法观念在香港社会的传播，维护宪法权威，从而维系港人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忠诚度。

[10]参见肖蔚云：《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26]陈端洪：《理解香港政治》，《中外法学》2016年第5期。

源于基本法的授权不同于相关国家机构在内地宪制秩序中获得的授权。但从法律角度讲，这一点从未遭到质疑。